1936年3月的一天，上海《申报》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“寻人启事”，启事要求被寻者“伍豪”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，共商要事。“伍豪”是周恩来的化名。那么，究竟是谁在寻找周恩来呢？此人正是国民党“中统”特务干将张冲。对此，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作出决定，派潘汉年处理此事。后几经辗转，潘、张终于在香港会面。尔后，双方一同北上，先后到达上海、南京，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，取得了一定的谅解。此时，“潘张会谈”已经成为国共自10年内战后多渠道、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。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，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后认为，蒋介石虽无和平诚意，但并非“铁板一块”。两天后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，毛泽东建议将中共“抗日反蒋”的总方针及时改为“逼蒋抗日”。
[p=28, 2, left] 1936年12月12日，举世瞩目的“西安事变”爆发。作为蒋介石随行人员的张冲也一并被扣押于西安，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。此刻，南京国民党内部已是乱作一团。情急之下，“第一夫人”宋美龄致电宋庆龄，希望得到她的支持。宋庆龄立即约见了潘汉年。在此紧迫形势下，潘汉年及时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，使宋子文、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。在此基础上，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，促成了宋子文等以及张、杨和中共的三方会谈，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初步协议。12月24日晚，蒋介石一见到周恩来，一股难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：“恩来，你来了，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。我以领袖人格担保，决不再打内战，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。[/p][p=28, 2, left] 在西安时，蒋介石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，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。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，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，已使人感到怀疑。于是，1937年1月5日和6日，毛泽东相继发电指出：“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，不为张学良第二。”因此，“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”，“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”。在此情况下，1937年2月9日，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。西安会谈起，初较为顺利达成了部分协议；但到最后即将签署时，蒋介石却出尔反尔，指使谈判代表推翻了协议。谈判收效甚微，看来许多问题尚需与蒋直接谈判才能解决。在周恩来再三请求下，中共中央同意他前往国统区与蒋介石面谈。1937年3月下旬，周恩来、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后转道杭州，再次与老对手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。[/p][p=28, 2, left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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